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定阶段的历史现象，有它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宗教观念的最初产生，是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类对自然界的各种现象无法解释，也无法抗御的原始社会里就巳产生。进入阶段社会以后，阶级压迫给人们带来比自然灾害更为深重的痛苦。在人们尚未真正认识这种痛苦的社会根源之前，便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祈求“神灵”的保佑和赐福的敬拜之上；剥削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则需要利用宗教作为麻醉和控制人民群众的重要精神手段。各种宗教，都是这样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以及同这种信仰和感情相适应的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

桂林早在泰汉以前，便与苍梧一带，就已有神仙方术和帝舜葬于苍梧之野及方士何侯隐遁苍梧山的传说；东汉寒年苍梧郡人牟子(一称牟子博)，便在苍梧辅弘杨佛教兼论儒、道的《理惑论》，可见与苍梧一江相通的桂林．受佛、道教的影响甚早。佛、道教传入桂林时问，虽尚无准确记载，据现巳掌握的历史资料，至迟也在东晋年问(即公元四世纪初叶到五世纪初叶)，早可追溯到东汉末年，伊斯兰教传入桂林时间则稍迟一些，约在宗末元初之问，随信奉伊斯兰教游宦桂林之官吏和他们的部属及亲属带入，天主教和基督教传入桂林则更迟，仅近百年之事，它们是伴髓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耐专入桂林。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把宗教作为“教化”控制人民的工具之一，因此，他们不惜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兴建寺庙教堂就是为了扶持、利用宗教以维护其统治，同时也为了满足他们自身的精神欲望；而真正被压榨、愚弄和奴役的则是广大劳动人民。历史上桂林也和金国一样，虽曾出现过“兴讳灭道"或“兴道抑佛”的宗教冲突及其相互盛衰的情况，这只不过是统治者根据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和策略的结果。

总之，在旧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和一百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桂林的各种宗教和全目各地的宗教一样，都曾枝统治阶级所利用，起过重大的消极作用。国内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反动军阀，主要是控制佛救道教和伊斯兰教的领导权；后来的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势力，则主要是控制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会。但是，无数历史事实又充分证明，桂林宗教界人士和广大教徒是爱国的，尽管他们对各自宗教的信仰不同，然爱国之心则是相通的。他们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中，为维护祖国的独立统一，为祖国的富强，为我市的政治、经济、文亿教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都曾作出过积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宣布和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广大信教群众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了翻身和解放，而且真正享受到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为了帮助各个宗教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控制和利用；为使“宗教信仰问题成为公民个人自由选择的问题，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人民政府还支持帮助天主教和基督教清除了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势力，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自治、自养、自传的方针，使天主教和基督教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用以侵略中国的工具交为中国教徒自办的宗教事业；支持帮助伊斯兰教废除了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支持帮助佛教清除了‘混进佛教的反动会道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道教尽管在解放前就早已名存实亡，但人民政府对仅存的六名正一派道士(实际在解放前就有五人早巳改行转业)，仍做了大量的争取团结教育工作。总之，四十年来，桂林市人民政府始终坚持执行了对宗教界人士争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