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蒋家王朝已濒临末日。当时，地处国统区的桂林，奸商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物价一日三涨，市民惶惶不可终日，到了民不聊生的境地。
        先父当时曾供职于政界，薪水常常被拖欠，而我所就读的学校老师更惨，几乎近半年未领到“皇粮”，就是当菲薄的薪水领到时，上午发薪时按市价可购米一担，延至下午去买只能购得半头。说来好笑，就连买菜也要拿报纸包上一大包纸币。国民政府初始发行金圆券，当贬值到形如废纸时，又发行银圆券，短时间后同样贬值，最后由美国印制发行一种直牌排行绿色的关金券，但很短时间内即告寿终正寝。由于市面拒收纸币，民怨沸腾，当时雁山的广西大学学生在我地下党领导下曾在桂林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在解放东路中央银行门前，学生们在其横书的招牌上把“中”字加一个“禾”宇变成“种”，又把“央”字加一“歹”字变为“殃”，“中央银行”成了“种殃银行”，以抗议其滥发纸币，造成人民生活痛苦的行径。
        为了缓解民怨，当时的政府动用国库，以光洋收回纸币，在现在的学院街银行后门兑换。当得知这一消息的头一天晚上我就去排队，由晚上约8点，硬熬了12小时，等到第二天早上8点开门，排队的人都用布袋装着纸币等候，人山人海，我仗着人小机灵，门一开我从大人的腋下钻进去，率先兑得了8块“大头”，解救了家人等米下锅的燃眉之急。
        桂林十字街骑楼下，有很多银摊专门从事兑换生意，摊子上摆出一张桌子，一个铁丝方笼，里面有两个开槽的长方木盘(槽内可盛光洋、东毫、铜板)，开始是收纸币的，后来因为纸币成了废纸，就改做专兑光洋、东毫、铜板的生意。
        当时最好的光洋是“大头”，银元上铸袁世凯像(版面有民国三年、九年、十二年几种，以民国三年所铸为最好)；其次是“小头”(铸孙中山头像)，是“大头”的九折；再其次是帆船光洋，是“大头”的八折；最差的是鹰洋，大概只是“大头”的七五折左右了。要鉴别是否是好版有两个方法：一是用拇指与食指轻捏光洋，用力一吹，光洋若是会发出“嗡嗡”的回声，就是好的；二是用左手食指托住光洋，右手食指托另一光洋轻击，如发出轻脆的声音就不是哑版假光洋。当时在银摊上还有东毫，每个东毫可兑铜板60个、银摊在兑换时收取一定的回佣、即打一定折扣、由九七折到九五折不等。由于各人需要不同，由光洋到铜板相互兑换，摊主从中折扣得到收入，当时骑楼底的银摊生意还真兴隆得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