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下半年到1944年上半年这一时期，桂林一度被誉为文化城，其文化活动相当活跃，在国内外都有着广泛的影响。
        自武汉、广州沦陷之后，许多文化人来到了桂林，当时集中在桂林的文化人数以千计，闻名全国的，也不下二百人。有作家、诗人、记者、出版人、戏剧家、音乐家、美术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这是文化城开展各项文化活动的重要力量。他们不但对桂林，而且对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和文艺活动，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而文人荟萃是抗战时期桂林文化活动的显著特点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有各类书店、出版社共178家，单1942年9月在桂林市书业公会登记的就达七十九家。当时，整个桂西路(今解放西路)两旁几乎全是书店，有“书店街”之称。此外，中南路(今中山中路)、太平路、环湖北路(今榕湖北路)也有不少书店。在这些书店、出版社当中，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影响下的进步书店和出版社有《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文化供应社、南方出版社、学艺出版社、三户图书社、远方书店等，对进步文化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的出版物对广大读者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国民党、三青团以及一些反动分子所办的正中书店、拔提书局、建设书店、国防书店、青年书店、前导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等，虽然也打着服务的招牌，实际上却贩卖反动读物，它们的读者不多，门可罗雀。书店和出版社林立是抗战时期桂林文化活动的显著特点之二。
        抗战前，桂林印刷业大小不上三十家，大部分属手工印刷，没有一家专门印刷书版的印刷厂。抗战以后，据1943年7月份的统计，桂林已有大小印刷厂109家，其中从事书版印刷的大型印刷厂有八家，如科学印刷厂、西南印刷厂、建设印刷厂、三户印刷厂、国光印刷厂、中新公司印刷厂、侨兴印刷厂、青年印刷厂等，书版兼彩印六家，书版兼杂件十二家，彩印五家，铸字七家，装订三家。设备方面比较齐全，每月生产用纸达到10000令到15000令，排字生产每月可达3000万到4000万字。印刷业激剧增加是抗战时期桂林文化活动的显著特点之三。
        整个抗战期间，在桂林共出版了二百余种杂志，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学、戏剧、音乐、美术、青年、妇女、少年儿童等方面。当时每天平均出版的新书、期刊在二十种以上。刊物的普通销路约l万份，一本专谈新诗的月刊可销7000本，销路最大的刊物可印两万份，单行本的印数，初版以5000为单位，这个数字在当时是很可观的。当时在桂林出版和发行的日报有《广西日报》、《新华日报》、《扫荡报》、《救亡日报》、《力报》、《大公报》等六种，晚报有《桂林晚报》、《自由晚报》、《大公晚报》、《广西晚报》等四家，还有小报《民众报》、《小春秋》、《辛报》等，是桂林历史上出版报纸最多的一个时期。因而图书、杂志、报纸的出版空前繁荣是抗战时期桂林文化活动的显著特点之四。
        当时，文化团体之多，文化活动之活跃，在桂林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当时集中在桂林的各种文化团体和文艺团队达二三十个，另有十多个剧院和电影院。这些文化团体和文艺团队经常开展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如报告会(讲座)、座谈会、研究会、展览会、音乐会、戏剧演出、街头宣传等活动，都很活跃。戏剧方面，有桂剧、湘剧、粤剧、平(京)剧、杂技与活报剧，特别是新兴戏剧在舞台上占了很重要的地位。皖南事变之前，几乎每周都有时事或学术报告会，还有音乐会和文艺晚会，每月都有新的剧目上演，每季都可看到新的演出。1944 年春，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是文化城文化活动的一个高潮。
        抗日战争时期，桂林的文化活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始至终坚持了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在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艺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